这些法理著作的主要目标有四，一是介绍和引进西方近代的政法思想，推动中国的近代和变法启蒙运动。
换言之，法官通过动态的解释，既发现法律，又创制法律，两者统一于解释过程。立法和司法必须遵守这些原则。
（4）大学生缓服兵役或免服兵役的法律规定，对其他阶层、尤其是下层社会的人们构成了歧视。多数民主观重视公民的普选权，而伙伴民主观除了重视普选权，还重视公民平等的民主参与权，即公民通过政治参与，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从而影响国家的重大决策和发展的发展。其二，自由可分为基本自由和非基本自由，宪法确认的许多自由就是基本自由，言论自由和良心自由是基本自由的核心。宪法性道德是基本道德的体现，法官在对其进行解释时，可以在慎思明辨的基础上，把制度之外的道德发展成果，吸收进来，从而推动宪法性道德的发展。3.规则、政策和原则之间的关系 德沃金认为，除了宪法性法律之外，在美国，绝大多数国会的制定法都属于政策之法、在司法中，尤其在疑难案件中，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涉及的是原则问题。
中国当代的依法治国之法，应是现代之法。康德的"绝对命令"范畴，认为说谎在任何情况都是错的，则构成了一个以义务为基础的理论。如2014年国际常设仲裁院审理的案件，除菲律宾南海仲裁院非法组成临时仲裁庭审理我国南海问题之外，其受理的其余案件，如毛里求斯诉英国在Chaos群岛周围建海洋保护区案、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关于领土和海洋争端案、东帝汶诉澳大利亚《帝汶海条约》仲裁案、马耳他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多拉关于Duzgit Integrity号船舶仲裁案都与海洋问题有关，这充分说明国际司法机关落实海洋法权的实践越来越多。
对于海下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矿、多金属结核、可燃冰、砂矿、热液矿藏等物质利用也需要有制度保障。此案与1978年的爱琴海大陆架案、2001年的卡塔尔-巴林案一起，确立了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拓展海洋新空间。重视海洋法权、积极创建海洋法律秩序是当前的现实选择。
再次，需要构建资源开发、海洋污染及海洋纠纷解决的多维度立法。(16)这些学者的作品与其说是法学著作，还不如说是为维护所在国海洋利益的产物。
(18)第二，海洋法逐渐体系化、专门化。另外，我国在海洋利用方面形成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的模式，在南海填海造地过程中，我国一直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，工程建设坚持绿色环保理念，有效保护相关海域的珊瑚礁及其他海洋生物，维护海洋生态环境。伴随着海洋经济强国目标逐渐清晰、一带一路建设日渐明确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上通道正在打开，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持续推进。第二，海洋法权是解决海洋问题的必要条件，但并非充分条件。
而且，根据历史长周期的规律，每隔一个世纪左右，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海洋霸权国，海洋霸权国不断更迭，⑦带给世界的灾难也是不断上演。联合国还会利用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会议契机而制定相关规则。面对这些纠纷，运用海洋法权予以妥善解决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心声，包括协商、谈判、调解、斡旋、调停、仲裁、诉讼等争端解决方式。《统一海上旅客运输某些规则的国际公约》、《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某些规定的公约》等为海上旅客的运输安全和海上救助提供了国际性法律依据。
⑦George Modelski,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,Seattle: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1987,p.93. ⑧参见鹿守本：《海洋法律制度》，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50页。⑩荚振坤：《中世纪欧洲海商法研究(11到15世纪)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华东政法大学，2013年，导论，第2页。
它是以构建和平与安全、自由与公平、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海洋秩序为宗旨，是协调各国海洋利益与全球海洋整体利益的权理论保障。1997年11月13日，法庭受理首宗案件，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SAIGA号扣押案，这是涉及沿海国的航行自由、航行船只燃油供给、专属经济区内的管辖权、海洋习惯法如何实施、海上紧追权如何实施等国际法问题的案件
第一，艺术作品具有创造性。因此，我们不应将权威与理性对立起来。（2）自然科学与个人的经验和体验相脱离，旨在描述外在事物，关注的是特别中的一般。解释的目的旨在超越中世纪神学教条的束缚。一种观点把词语作为事物的反映，或事物的镜像，即通过语言可以看到事物的本体。借助法律解释的运用之维，就能够使抽象的概念和一般的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。
任何法律，无论多么完善、具体，在时间之维，都无法预见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。例如，法律在"具体境况里，以不同方式重新被理解"，"已经是一种应用"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具有述独特性，并不意味着它与精神科学之间，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。这种整合不是统合，而是在互动中实现协调和包容，逐渐相互接近。
到那时，"人大释法"便完成了历史使命。同时，他关于解释学普遍适用的观点，超越了过去的狭隘观点。
这部法律多达19199条 ，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。因此，他把戏剧的分析结论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。但是，他作为神学家，仍然按照理解《圣经》的模式，认为理解仅仅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，而不是文本的意义。因此，解释者既会虑及特定的法律传统，也会虑及法律文本运用的现实效果。
同时，法律学家的家事现行法律时，也必然关注法律的历史和传统。作品内容是指作品中讲述的事件和其中的人物行为，作品的意义是指"理想性" 或"道德主张"，即作品内容中所包含的人生道理和伦常法则，涉及的是对人的行为和社会规则是否正当的道德评价。
在近代早期，根据当时流行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主张，欧陆国家曾经追求完善的法律体系，其典型是普鲁士设计并制定了一部包罗万象的法典，即《普鲁士邦法》。当然，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。
（5）他还提出了一句名言，即解释者对作者的理解，优于作者对自己的理解。语言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，其中的内容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。
3.立法解释仍然停留在抽象层面，可操作性较低，司法机关具体适用时，还需加以具体解释。"两高"在解释中如有原则性分歧，则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。（2）艺术作品理解的对象。这是从这种意义上，伽达默尔才认为，包括艺术在内的"精神科学就是'道德的科学'" 。
伽达默尔认为，上述关于法律解释学的观点，是两种错误的产物。（3）解释学应成为精神科学的方法和哲学基础。
艺术作品的审美，在时间性上具有以下特点。就此而言，"戏剧也总是游戏"。
这些洞见对于我们思考艺术、历史、法律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问题，都具有重要的启示。第二，法律解释深受"完善立法"观念支配。
